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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经理人该怎么做？ 事实证明，以股东们的认可为目标并非对公司最有利，合乎股东胃口的行动和战略对公司的最终竞争地位并不一定有益处. 职业经理人是一个特殊的人群，他们面临着制度的困惑、面临着文化的困惑，还面临着无法超越自我的痛苦。 首席执行官：难言的苦衷 对于惠普“电话门”丑闻，投资者曾无动于衷，因为他们相信公司新任董事主席和CEO马克·赫德对调查公司所采取的“卑劣”手段一无所知。然而尴尬的是，赫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曾同意利用电子邮件设下圈套追查公司“内鬼”。于是投资者信心备受打击，惠普股价大幅跳水。 2005年4月，赫德取代卡莉成为惠普CEO，通过一年的重组调整，用务实的行动和上升的业绩证明他正带领惠普走上了复兴之路。一年后，“电话门”事件让赫德登上惠普董事主席的宝座。这位不喜欢高谈阔论，只注重实效和数字的干将，集董事长、总裁和CEO于一身，登上了顶级职业经理人梦寐以求的巅峰。然而，调查证明赫德卷入“电话门”丑闻，他将面临着刚坐暖位子就下台的危险。风雨欲来时，头顶的皇冠与其说是权力的基础，还不如说是义务的基础。 赫德担任惠普裁判的同时，也是赛跑者和啦啦队。他要充当不同利益集团的主角，完成自我的博弈和内耗。董事主席是股东利益在公司的最高代表，CEO的权力都来源于他，只有他拥有召开董事会、罢免总裁和CEO等最高权力。赫德作为新任董事主席，走马上任需要取悦股东。然而事实证明，以股东们的认可为目标并非对公司最有利，合乎股东胃口的行动和战略对公司的最终竞争地位并不一定有益处。作为CEO，赫德不仅肩负着推动HP众多业务单位成长的重任，还要在面对戴尔和IBM激烈竞争的同时指导公司的转型工作，同时还要说服华尔街维持大集团的业务运作才是HP正确的经营策略。 在多次面对分析师的会议上，赫德总是以这样的话结尾：“我们还有很多艰难的事情要做。” 首席道德官：替罪的羔羊 首席道德官没能拯救惠普，反倒成了“电话门”事件的替罪羊。据调查结果显示，在“电话门”事件曝光之前，惠普首席道德官凯文·亨瑟克Kevin Hunsaker曾对外部调查公司所用技术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但得到相应主管的答复后，他表示自己本不应过问此事。10月中旬，惠普任命Jon Hoak为公司新任首席道德官，接替因“电话门”事件而离职的前任。 近年来，公司设立首席监察和道德官成为一种趋势。首席道德官是在1991年开始出现的，其职责就是监管公司的各项行为是否符合商业行为准则。美国较早地由政府通过立法，运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帮助企业建立伦理自控机制，明确伦理责任，切实有效地维护诚信机制。 1991年11月颁布并开始实施的《联邦判决指南》对美国国内企业诚信的维护起到了推动作用。其中有一条规定：凡是设立了道德监督项目的公司，若发生了白领犯罪白领犯罪是指受社会所尊重又具有崇高的社会与经济地位者，在其职业活动中牟取不法利益，而违反刑法的行为的情况，在服役期间可以享受优惠待遇。 在过去的５年，公司对道德与监督建设感到更加困惑。2001和2002年公司丑闻不断，董事会到了极其敏感的程度，甚至于一点点过失都不能被容忍。董事会可能会因为CEO简历不完全属实而毫不犹豫地炒掉他。于是，道德伦理职业快速成长。据企业遵守职业道德社会组织Then Society of Corporate Compliance & Ethics简称SCC,ECEO说，该组织在近3年内会员骤然增加了70%。如今已经成为美国十大最热门的职业之一，该职业的资格认证从2006年10月正式开始。 但有专家认为这一职位形同虚设，充其量也就是给一些人创造工作的机会。“设首席道德官并不是每个公司的智举，也不是每个公司都有必要”。 中国经理人：温顺的孩子 中国的职业经理人是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迁而产生的，中国几千年文化传承的力量在他们身上放大到极点。 在中国，长久以来盛行的是父母型管理，这种方式被移植到中国企业的管理当中。企业主或管理者主观扮演父母的角色，期望被管理者担任忠诚、负责、顺从的孩子角色，但职业经理人除了经理角色外，实际上还扮演别的角色，比如独立的个人、家庭成员或社会成员。而且，职业经理人和企业所有者之间的教育背景、生活经验以及个人的目标和对未来理解的差异非常容易引起冲突。因此，自从职业经理人阶层形成以来，职业经理人与老板的分分合合、恩恩怨怨就一直纠缠不清。这种父母型的管理方式曾一度让职业经理人迷失了自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处于何种位置。 中国与美国文化最大的差异是语境文化的差异。在中国，很多时候表达含蓄、用字隐晦，需要他人根据当时讲话的环境、声调、表情、动作去揣测话语背后的真正含义，强调心领神会。而美国人在沟通的时候强调直截了当、开门见山。 因此，中国职业经理人在与“事”有关的工作能力群和认知能力群都有较佳表现，平均指数为53％，但在与“人”有关的沟通能力群及领导能力群，平均指数为39％，表现差强人意。与美国和新加坡比较，会发现他们的经理人在“对事”与“对人”的能力上差距甚小，可以说是平衡发展。 每一个追求成为中国卓越职业经理人的人，应重视中华文化，一种具有政治特征的文化。职业经理人的追求是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将企业在管理上、业绩上带入一个新的高度，同时自己获得较常人更丰厚的回报。在中国，他们需要拥有企业管理专业知识、丰富的管理经验，更重要的是要深谙公司政治。在国企，职业经理人50％的精力不是放在定战略、拓市场上，而是在怎么样去协调复杂的关系上。 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总是难以超越个人所生存的环境。道家始祖老子认为，功成身退，乃天地之道。有许多曾经战功赫赫的英豪，如汉武帝时期的“飞将军”李广、唐朝代国公李靖等，都是因为贪恋功名而不得善终。因此，中国的职业经理人最终难逃“功成身退”的宿命。业绩不能令东家满意，也会 “功不成而身退”。 身退之后出路如何呢？在中国，他们会选择不断在职业经理人与企业家之间转换。但是两者之间的转换需要足够的胸怀、抱负。当一个企业倒下时，企业家需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职业经理人的责任却很小。企业家要有激情和理念，在最困难的时候，感染自己和其他人，而职业经理人可以随时撤退。在孩子与父母角色的互换中，诸多的适与不适恐怕只有自己最能了然于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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